17岁的英俊少年郑大芳也是不甘亡国奴的屈辱走上从军之路的。郑大芳家住上海闸北，上学路上要经过日军宪兵司令部，时常被日本人刁难，被迫鞠躬行礼。
1939年年初，高一学期尚未结束，郑大芳就在母亲曾英的支持下，参加“上海各界赴第三战区慰劳团”，乔装通过敌占区，从浙江经江西到皖南，毅然留在了新四军。
受哥哥郑大芳影响，1941年8月，年仅15岁的郑慈带着13岁的弟弟郑国芳跑到苏北投奔了新四军。1944年4月，母亲曾英又带着13岁的郑仲英、11岁的郑国英和9岁的郑雪英来到根据地。在孩子衣服里，藏着机密情报——上海的城防图。
郑仲英后来成为一名新四军文工团员，而郑国英与郑雪英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参了军，并参加了抗美援朝。郑家七兄妹，除了老二郑仲芳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外，其他6人均是少年从军。郑大芳在1944年3月壮烈牺牲，时任新四军十六旅四十八团三营教导员。牺牲前7天，刚过了23岁生日。
烽火岁月
大哥郑大芳牺牲时，郑慈18岁，兄妹俩隔着一座山。她没有见上哥哥最后一面。哥哥牺牲前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我很想见我妹妹……”
在残酷的战争年代，死亡已经司空见惯。徐道明回忆说，冲锋或撤退时，身边的人猝然倒下，便永远也站不起来。
参军三个月，徐道明就参加了6次战斗。他先当机枪手，每逢战斗，捷克造轻机枪一响起来，日本鬼子不被打死，也趴着不敢动了。
一次战斗，一名战士脚被炸断，抬下去时对徐道明说：“你已经是一个老兵了，要像一个老兵……”他感动得哭了，那时他入伍才三个月。
战争的洗礼让人迅速成长。跟董坤明一样从上海难童收容所参加新四军的王根发，15岁牺牲时已当上了连指导员。1940年，新四军第一支队北撤过封锁线时，与鬼子作战，王根发腹部中弹，坚持不上担架，行军三里，猝然倒在一片麦田里。
胜利时刻
1945年8月，日军投降，董坤明随部队攻入江苏溧阳，作为胜利和成年的见证，他照下了平生第一张大头照。
一张充满稚气的脸，笑得好甜。那一年，他刚刚18岁。
郑慈珍藏着一张拍摄于1944年的新四军6师16旅医务人员的合影。苍颜白发的老人常常轻抚着照片上一张张年轻的面孔，百感交集，她至今尚能叫出相片里许多战友的名字：那几乎都是一群孩子，很多人都在抗战中牺牲了。
郑大方----红色广德（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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