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岁的英俊少年郑大芳也是不甘亡国奴的屈辱走上从军之路的。郑大芳家住上海闸北,上学路上要经过日军宪兵司令部,时常被日本人刁难,被迫鞠躬行礼。
1939年年初,高一学期尚未结束,郑大芳就在母亲曾英的支持下,参加“上海各界赴第三战区慰劳团”,乔装通过敌占区,从浙江经江西到皖南,毅然留在了新四军。
受哥哥郑大芳影响,1941年8月,年仅15岁的郑慈带着13岁的弟弟郑国芳跑到苏北投奔了新四军。1944年4月,母亲曾英又带着13岁的郑仲英、11岁的郑国英和9岁的郑雪英来到根据地。在孩子衣服里,藏着机密情报——上海的城防图。
郑仲英后来成为一名新四军文工团员,而郑国英与郑雪英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参了军,并参加了抗美援朝。郑家七兄妹,除了老二郑仲芳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外,其他6人均是少年从军。郑大芳在1944年3月壮烈牺牲,时任新四军十六旅四十八团三营教导员。牺牲前7天,刚过了23岁生日。
烽火岁月
大哥郑大芳牺牲时,郑慈18岁,兄妹俩隔着一座山。她没有见上哥哥最后一面。哥哥牺牲前的最后一句话是:“我很想见我妹妹……”
在残酷的战争年代,死亡已经司空见惯。徐道明回忆说,冲锋或撤退时,身边的人猝然倒下,便永远也站不起来。
参军三个月,徐道明就参加了6次战斗。他先当机枪手,每逢战斗,捷克造轻机枪一响起来,日本鬼子不被打死,也趴着不敢动了。
一次战斗,一名战士脚被炸断,抬下去时对徐道明说:“你已经是一个老兵了,要像一个老兵……”他感动得哭了,那时他入伍才三个月。
战争的洗礼让人迅速成长。跟董坤明一样从上海难童收容所参加新四军的王根发,15岁牺牲时已当上了连指导员。1940年,新四军第一支队北撤过封锁线时,与鬼子作战,王根发腹部中弹,坚持不上担架,行军三里,猝然倒在一片麦田里。
胜利时刻
1945年8月,日军投降,董坤明随部队攻入江苏溧阳,作为胜利和成年的见证,他照下了平生第一张大头照。
一张充满稚气的脸,笑得好甜。那一年,他刚刚18岁。
郑慈珍藏着一张拍摄于1944年的新四军6师16旅医务人员的合影。苍颜白发的老人常常轻抚着照片上一张张年轻的面孔,百感交集,她至今尚能叫出相片里许多战友的名字:那几乎都是一群孩子,很多人都在抗战中牺牲了。